从中国历史看中医药防疫斗争
2020-02-29

   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,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。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,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,值得回顾、思考及取鉴。
   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,《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》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,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。
   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。在甲骨文中,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。例如卜辞有“疾,亡入”,意为不要接近病人,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。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,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,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,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。
    防疫与治疫,都离不开医生。中国古代,有一批批的大医,在大疫中挺身而出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。
  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东汉末年,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。当时,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,10年间死亡了2/3,其中因“伤寒”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。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,积极救疫,后来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,提出相应治法,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。更为激励后人的是,他强调医生要有“上以济君亲之疾,下以救贫贱之厄”的担当精神,在研究医学中贯彻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的严谨态度,因此被后世尊称为“医圣”。
   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《大医精诚》,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,其中要求医生要“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,在救治病人时“不得瞻前顾后,自虑吉凶,护惜身命”。他本人躬行实践,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。他还提出“天地有斯瘴疠,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”的防治思想,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,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,有“药王”之称。
  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宋代李唐的《村医图》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。
    1232年,蒙古军队围攻汴京,金兵死守数月,发生大疫。《金史》记载:“汴京大疫,凡五十日,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。”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,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。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,创立了脾胃学说,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,令“正气存内”以抵御病邪,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。对于急性瘟疫,李杲创制的“普济消毒饮”活人甚众,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。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,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。
    明清时期,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,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。如吴又可的达原饮、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、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、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。1893~1894年,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,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、香港,此后数年连续不断。在疫延初期,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他毅然亲入疫区,反复观察病情,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,采用特殊给药法,形成了有效治法。但第二年疫情复炽,再用原方竟然无效,罗汝兰再次实践,发现疫毒更重,于是全方加倍用量,最后“尚救九成有余”。他将成功经验写入《鼠疫汇编》一书,广泛传播,各地医生仿效应用。
    面对各种瘟疫,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,不避艰险,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,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。但与此同时,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。在烈性传染病面前,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,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。近代开始,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,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,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。
    当前,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。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,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,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“中国精神”支撑,有广大英勇无畏、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,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,取得抗‘疫’斗争的最后胜利。